明万历间内府刻本《大明律》

在洪武时代做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，“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，及暮无事，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”。对贪污官员，朱元璋毫不手软，除恶务尽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也绝不放过一个，所以一件贪污大案到后来竟演化出无数冤狱。其中，最典型的就是“空印案”。

洪武初年规定，每年各布政司（省）、府、县都要向户部（相当现今的财政部）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、税款账目。而所有钱粮和军需等款项都得先层层上报，由县报给府，府报给布政司，布政司报给户部。到了户部，户部官员就要进行比对审核，其所掌握数字必须与各地布政司收支款项总和数字完全相符，分毫不差，才可以结项。如果有一点儿对不上，整个文册便要被驳回，须重新填报。重新填报倒不是太麻烦，关键的就是要将重新做好的账目盖上地方各级政府的印章。这就需要税收官再回到地方官府，重新造好账册，然后加盖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到中央户部来。即使再到南京，也不能保证不出错。但是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有人想出一个“聪明”的方法：就是在上南京去呈报钱谷账册时，顺便携带好由本地政府加盖了官印的空白报表，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，一旦需要返工，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，这样既可免去往返路途的颠簸，又能节省大量时间。

南京明故宫西安门遗址

这个方法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，又免受奔波之苦，逐渐成了官场的潜规则。不过没多久，秘密就被皇帝发现了。生性多疑的朱元璋认为这肯定是相关部门上下舞弊、共同贪污。于是龙颜震怒，一声令下，全国13个布政司、153个府、234个州、1171个县的大小官员，不论清贪良莠全部以“欺君”的罪名处死；副职以下的官员鞭打一百大棍，充军或者流放远方。一时间，如同黑云压城，人们惊恐不已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郑士利的人却冒死上书，为此案打抱不平。郑士利是郑士元的哥哥，郑士元因为空印案被逮捕入狱。他借着洪武九年皇帝下诏求言的机会，写了洋洋洒洒数千字，上书皇帝，为此案辩白。上书说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，并不是一纸一印，难以作奸犯科。钱粮的数字是由府到省，再由省到部，最后由部定夺，数字上出现一些差错在所难免，如果发现问题，必定要先填报后盖印的话，麻烦就大了。从省府到京城，近的三四千里，远的六七千里，往返一次，就要到第二年了，实在是费时、费力、费财。何况这种做法自古就有，又是权宜之计，何必要这样深究罪责呢？而且，国家的责任在于立法要明示天下，而后才能给犯罪的定罪。大明朝没有空印之律。现在被杀的都是一些地方官，人才难得，杀人不可能像割草一样。

奏章写成后，郑士利在旅店里关起门来哭了好几日。他的侄子问他：“叔叔为什么这样悲伤？”郑士利说：“我有奏章将呈献给皇上，但必定会触怒天子，我一定会因此惹祸上身。若杀了我，能救活几百人，我也死而无怨了。”朱元璋见了上书后大怒，以为其必有后台指使，两兄弟都罚作终身苦役，而受空印案牵连的人并未得到赦免。

牵扯空印案的确实不乏清官、好官。郑士元就是其中一位，案发时他任湖广按察使佥事，刚直廉洁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他还冒着触怒御史台领导的风险，平反一批冤假错案。还有济宁知府方克勤，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，因为牵连到此案中，也被毫不留情地杀了。